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原标题：孩子们也在学唱《格斯尔》金巴扎木苏在为孩子们讲《格斯尔》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记者手记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民族史诗《格斯尔》说唱展示。 新华社发

尹虎彬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中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重视史诗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重视史诗传统的内部结构研究。三十年来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口头传统史诗，学术史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习近平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留下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印记。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文化英雄的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们多有论述。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赤峰博物馆，了解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发掘保护情况和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等历史沿革。

　　一、 国内外史诗研究的学术背景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在博物馆二层，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展示。今年86岁高龄的金巴扎木苏是《格萨（斯）尔》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老人陶醉在表演中，用这种古老的方式赞颂着平安幸福的美好生活。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加之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A.B.Lord)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与史诗相关的理论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口承文献资料。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让金巴扎木苏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名传承人，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接班人，把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传下去。”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我国史诗研究起步很晚，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进入19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口传史诗内部结构研究。以往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把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体裁样式进行一般性的文本分析，以一般文艺学和美学的方法探讨史诗的起源和发展的一般特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都是著名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由我国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它以韵散文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斯）尔王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各民族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2009年，《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组合的史诗研究队伍。一些资深研究员已经在史诗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 我所的一些研究者从1960年代开始积累了史诗研究资料，大多数为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录音的口头文本、各种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同时，他们对散落各地的地方资料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工作。“十五”期间本所史诗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格斯尔全书》。《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课题组于2000年启动，2001年完成的。桑珠老人在1979年就被邀请到西藏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格萨尔》的说唱和整理工作。藏族艺人桑珠被称为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语言大师”，他能够唱颂六十五部，达两千多万字。按照藏族的说法，桑珠属于“托梦艺人”，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做梦学会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桑珠的说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在长期的流浪说唱中，不断吸收各地的谚语、歌谣，使他的说唱语言极为丰富，且赞词联翩，成为说唱艺人中使用赞词最多的艺人。西藏共搜集《格萨尔》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约有100部，现已正式出版藏文本70余部，总印数达300万册，使这一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文学巨著。同时还出版了20余部汉译本，并有若干种英、日、法文出版。《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杨恩洪，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贡献、艺人说唱的形式、艺人的分布与类型、托梦神授及其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作者在亲赴藏区、蒙古族及土族地区采访过40余位艺人，撰写了其中的22位具有代表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民间艺人的评传，为人们提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艺人说唱及史诗传播的活的资料。该专著对已知的百余位艺人进行了分类研究，论述了说唱艺人在史诗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其中的托梦神授现象、艺人记忆长篇史诗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源流》探讨了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发展与流变。该著作学术史部分论述了19世纪以来德国、英国、法国、芬兰、匈牙利、美国、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学者搜集、出版和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重要成就，系统分析了英雄史诗的起源，从原始英雄史诗的情节框架和人物结构出发，论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规律，说明了蒙古语族英雄史诗的蕴藏、分布，探讨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分类、部族特点和地域特点等问题。这部专著涉及蒙古族中小型英雄史诗113种，是目前国内外该领域研究中涉及作品最多的一部著作;史诗的起源是国际史诗学领域的尖端问题，作者对于蒙古史诗生成条件、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尤其对于蒙古史诗源流的探讨，颇有新见;作者提出蒙古史诗由婚姻型史诗、征战型史诗、家庭斗争型史诗三类史诗题材组合构成，自成一说，对于蒙古史诗及我国英雄史诗的研究有理论借鉴意义。《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探讨了史诗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广泛参照了国际上史诗学晚近的理论成果，针对蒙古语诗歌在语音、韵式、句法方面的独特性质，设计了相应的分析模型和检测手段。对于蒙古史诗诗学，提出理论上的总结：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该书虽然作者仅就一个文本进行诗学分析，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是在作者关于史诗研究的宏观把握之下进行的，并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因此其价值也就不再限于关于个别史诗文本的范围，而是直接延伸到关于蒙古史诗和中国史诗的整体研究，甚至延伸到关于中国口承文学和口承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对于活态史“口述特性”的把握，对于史诗文本基本类型与属性的分析，对于"表演中的创作"的阐释，对于"程式是口承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所有环节"的表述，精当而有创见。突破了现有史诗研究格局，拓展了史诗诗学研究的新领域。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地区。卡尔梅克语是蒙古语的一种特殊方言，有自己的文字，而且遗存大量古蒙古语词汇，与我国通行的蒙古语及蒙古文有较大差距。《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是专门为研究《江格尔》的国内学术界提供的一部集学术资料、学术著作、工具书特征于一身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全书由《江格尔》文本转写、校勘、注释，《江格尔》乐谱和词汇诠释四部分组成。全书汇集了在俄罗斯先后出版和发表的卡尔梅克文《江格尔》长诗31部，共36，000行诗，将其撰写成通用蒙古文，同时还进行了校勘，并写出2，600多条注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汇集、转写、校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对今后国内外《江格尔》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格斯尔全书》的出版，为今后的《格斯(萨)尔》研究，尤其对口承《格斯(萨)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整理版本。该书第一卷由长篇学术导论、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北京隆福寺削竹写本《格斯尔》影印原刊、蒙古文校勘注释和拉丁字转写等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值得借鉴和推崇的成绩：一是整理和注释者在书的校勘注释中体现了民族古籍和文献整理的多重标准理念和学术思维;二是撰写的学术导论比较系统地概述了《格斯尔》各种书面版本和口头文本的流传与传承以及错综复杂的源流关系，论述了《格斯(萨)尔》学的学术史和问题，阐明了编者对《格斯(萨)尔》学研究的全面把握和对《格斯(萨)尔》科学版本的学术意识。这种整合多学科的注释方法也是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中值得吸取和借鉴的。该书第二卷于2003年9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学术导论、评介艺人金巴扎木苏、金巴扎木苏演唱的《格斯尔》、蒙古文注释、《格斯尔》演唱曲谱等五个部分组成。对艺人金巴扎木苏的发现，被学界誉为“重大发现”，他所演唱的《格斯尔》是我院民族文学所学者于近年集中抢救整理的大部头史诗作品，长度为迄今所发现的单一艺人演唱的《格斯尔》史诗之最。《格斯尔全书》第二卷就是对该艺人演唱的全部《格斯尔》史诗文本的整理结集与评介注释。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时，就提到了《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在2018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三大史诗，称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重要学说;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K. Reichl)、海西西(Walther Heissig)、哈图(Otto Harrassowitz)、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朵夫(S. J. Nyekljudov)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 此外，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需要电子技术和数字化的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记者手记

巴林右旗为《格斯尔》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格斯尔》具有数百年的传统，历史上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生态保护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这里拥有全国唯一一座“格斯尔庙”“格斯尔敖包”，另有“格斯尔栓马桩”“阿斯罕山豁口”“格斯尔阿贵（山洞）”等100余处《格斯尔》传说风物遗址，至今保存着手抄本《格斯尔传》，民间一直保留着格斯尔祭祀活动。

　　二、中国的史诗与史诗传统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格斯尔》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巴林右旗委、旗政府通过强化规划指导、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优惠、注重传承保护等方式，深入探究适合巴林右旗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在中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被并称为三大史诗，大量研究表明，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性上。南方各民族史诗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在南方的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中，蕴藏着大量内容比较古老的史诗、关于文化英雄的史诗、迁徒史诗，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多有论述。由此可知，就史诗这一文类的界定来说，目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