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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语中‘孟赫嘎拉’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2020-01-10

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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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诗研究

新华社西宁8月19日电(记者白玛央措、陈与唐得)蒙古族男子们拿出佩戴在身上的火镰,当火镰重重擦过准备好的白色石块后,零星火苗顺着导火绳窜出一束火光,一场文化盛典就此拉开帷幕。

留住“乌力格尔”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桑珠老人

尹虎彬 *

8月17日至19日,中国八省区“孟赫嘎拉”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五届德都蒙古文化艺术展示会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行。来自青海、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八省区的代表团参加了传统祝赞词大赛、史诗说唱大赛、手工艺及民族服饰展示等文化活动。

发布者:中国民族报信心中心 发布时间:2006-3-17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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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中国的史诗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民族或地域史诗的历史发展的描述性研究;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外部研究;把史诗作为民族的、文学的经典,以意识形态的观点来代替科学研究。本文提出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的观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关键词 史诗, 口头传统, 活形态

生活在青海省的蒙古族又称“德都蒙古”,主要聚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区。

虽然有些乌力格尔说唱老人已经走了,然而从四面八方来听书的蒙古族同胞身上,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这一古老艺术活在人们心中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年轻的艺人们聚会在青海湖边

前言

“蒙语中‘孟赫嘎拉’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我们希望以此代表这里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之路,祖辈们留下的灿烂文化与进取精神更需要我们去保护和发扬。”海西州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杨林说。

长调、呼麦、乌力格尔、伊若乐、好来宝等说唱表演,对于蒙古族同胞,就像老北京人喜欢就着大碗茶,听侯宝林的相声、小彩五的大鼓书、连阔如的评书一样——老百姓就好那一口,他们挂在嘴边的名字也有很多:像长调歌王哈扎布、乌力格尔大师毛依罕等。老一辈蒙古人在传统曲艺中寻找的,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回忆,然而对于大多数更年轻的蒙古人来讲,传统民族曲艺已满足不了他们的欣赏口味。像《草原传奇》这样探索性的尝试,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思索,也为人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留住“乌力格尔”□ 丁铭/文 朝戈金/摄图片 3 节假日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群艺馆几乎天天爆满,附近草原上的蒙古族朋友从四面八方赶到群艺馆,聆听“蒙古语评书”《嘎达梅林》。蒙古语的“ 评书” 乌力格尔,又称胡仁·乌力格尔。蒙古语“胡仁”意为“胡琴的”或“四胡的”,“乌力格尔”意为“故事”,两词相加是“胡琴伴奏下演唱的故事”,说唱乌力格尔的艺人叫“胡尔奇”。 据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文联主席徐文燕介绍,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胡尔奇在低音四胡伴奏下演唱的一种口头艺术形式,其内容包括蒙古族故事家与艺人编的中国历代传奇故事、蒙古族传统史诗与传奇故事。 乌力格尔在内蒙古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乌力格尔起初只是以一种简单的讲故事的形式示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专业艺人在各地流动演说的方式,并且逐渐成为蒙古族曲艺的重要曲种。 据不完全统计,以优美散文形式说唱的乌力格尔有上千部之多,而且每部的规模都在1万诗行至3万诗行之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蒙古族聚居区仍然有300多位民间艺人说唱这些故事。 徐文燕说,过去,大多数胡尔奇背着胡琴云游草原,到牧民家说唱乌力格尔;牧民们也常常请胡尔奇到家中说唱乌力格尔,这种风俗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逢年过节、为老人祝寿、婚嫁等,都会请胡尔奇演唱,每逢草原那达慕或庙会,组织者更是不忘请胡尔奇前来演唱助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斯钦巴图说,乌力格尔融合了蒙古族史诗表演的艺术手法,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史诗母题与程式,是受中原曲艺影响又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是草原音乐、草原史诗和中原古典小说的绝妙结合,也是在中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彼此碰撞与交融中产生的口头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新闻背景 近日,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闻通报会。2009年9月26至28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国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一直存在着重视上层文化、重视汉族文化的倾向,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重视不够,或者说根本上没有被重视。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我们的民间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民间文化在整个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地位在不断发生变化。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客观上保护了民族的或民间的口头传统,但是,那是与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相互联系的。另外,民间口头传统对于书面文学传统历史悠久的民族和新近才有作家文学的民族,它的意义、地位是不同的。按照芬兰学者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说法:世界各个大国和文明古国,在它们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必强调主要以口头传说、诗歌、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形式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学所起的作用。

手持木制马头琴,身着色彩明艳的蒙古袍,舞台上的巴达已然沉浸在江格尔带领勇士战胜恶魔的故事中,浑厚的低音伴着琴弦时起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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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格萨(斯)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的、内容浩瀚的活态史诗传统,由我国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史诗《格萨(斯)尔》以韵散文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斯)尔王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各民族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英雄故事。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堪称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两次申遗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口头传统研究专家朝戈金教授对格萨尔史诗传统有深入的了解,本报记者请其为读者详细解读了格萨尔史诗传统的细节及申遗始末。

早在197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开始了保护民间文学的活动。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时,这个题目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地位和它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传统的哲学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文明观念中有发达与落后之分野;文化上似乎还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从学术的和人类实践来看,晚近人们所关注的,似乎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总之是强调个性的呼声高涨。这说明,这些代表个性的文化或文明遭到前所未有挑战。当一个人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有抢救的问题,弱者才需要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但是,保护并非目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的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宗教的等等。在今天看来,我们应该克服这些偏见。不然,带着有色眼镜来进行价值判断,只会阻碍民间文化的发展和保护。

今年56岁的巴达来自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在史诗说唱大赛中表演史诗开篇第一章。“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草原上有名的江格尔齐(蒙语意为说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我自己从17岁起就开始演述《江格尔》了。”

“ 我一死,故事也就带到棺材里去了” 扎鲁特旗文联主席徐文燕告诉笔者,乌力格尔曾在扎鲁特草原源远流长,造就了著名的说唱家琶杰、毛依罕等,其中《英雄格萨尔汗》和《蟒古斯征服记》等多篇英雄史诗,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但是,这种在蒙古族民间流传了数百年的活态口头文化,现在正面临消亡的危险,如果再不采取抢救措施,这份被少数老艺人记忆的珍贵口头文化遗产,将会消失……”徐文燕说。 据了解,多方面原因造成这一局面。 一方面,是乌力格尔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老百姓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的“兴趣点”已偏离传统民族文化。目前,虽然男女老幼都喜欢乌力格尔说唱,但真正的乌力格尔迷还是那些中老年人,年轻人更愿意看电视节目或是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同时,由于乌力格尔主要流传于蒙古族聚居地,绝大部分是用民族语言或方言说唱,所以,很难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另一方面,乌力格尔人才短缺。现在,演唱乌力格尔的大多是一些老艺人,他们大都年老多病。如今,整个内蒙古和东三省能说唱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只剩下60多人,而能够演唱整部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少之又少。 年届花甲的扎鲁特旗文化馆工作人员劳斯尔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乌力格尔艺人之一,他告诉笔者:“在现代媒体影响下,听众的审美情趣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此,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听唱乌力格尔,就更不用说去学了。” 现年73岁的金巴扎木苏是目前国内乌力格尔大师,也是锡林郭勒草原上唯一一位能够用纯熟的技艺说唱乌力格尔的老人,在谈到乌力格尔时,老人那洪亮的嗓音里充满了苍凉:“我老了,我一死,故事也就带到棺材里去了!”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传承千年,人类口头艺术的奇迹和丰碑

一、史诗研究:学术史的反思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与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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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问:格萨尔史诗传统是由说唱艺人来演述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听过,对此并不了解,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传承千年?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过去是母亲教授我德都蒙古长调的唱法,后来我又去内蒙古进修学习,在那里学到了更专业的技巧唱法。”来自德令哈市的青年长调歌手才仁玛说。现在她不仅能够演唱家乡的长调,其他蒙古族地区的长调民歌也十分熟悉。

抢救已经开始 扎鲁特旗是乌力格尔的摇篮。这里拥有丰富的蒙古族口头文化传统,并且诞生了《春秋战国故事》、《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等汉文古典名著的乌力格尔译本。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双方就联合建设“研究基地”一事,签订了协议,从而拉开了集中力量、科学抢救乌力格尔的序幕,当年抢救采录下的乌力格尔演唱资料总计500多个小时。 “对于整个抢救计划来说,眼前的工作仍显得微不足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纳钦告诉笔者,目前,成熟的抢救计划已经作出,但经费严重短缺又使抢救工作步履维艰…… 徐文燕说,为了支持乌力格尔抢救计划,现在地方政府每年拨款5万元,但是,要想让乌力格尔抢救计划真正落到实处,这5万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当地政府能尽快支持做好组织演唱比赛、组建乌力格尔艺术团等工作,国家有关部门能提供几百万元的资金投入,那么,整个计划将分阶段进行。近期,可在3年内搜集2000小时的乌力格尔资料;中期,用6年时间对遗漏的胡尔奇进行录音,回访一些著名的胡尔奇,搜集他们记忆中的乌力格尔;长期,在20年内跟踪采访年轻的胡尔奇……”纳钦说。 纳钦认为,这样既可以建成一个规范、存储量庞大的“中国乌力格尔收藏库”,也能够使乌力格尔后继有人。 中国曲协研究部主任魏秀娟指出,少数民族传统说唱作品的挖掘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而整理已采录成的原始资料使之更加系统化和完整化,并且尽可能地符合其艺术原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蒙古族说唱艺术本质和特征的认识,也确实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目前,国家对于包括少数民族传统说唱艺术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比较重视,并于不久前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令人欣喜的是,乌力格尔有幸入选其中。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答:它是世界上今天所能见到的最长的活形态史诗,前一阵有媒体说它是唯一的活形态史诗,这是不太准确的,但是它是最长的。而且它在蒙古族和藏族的传承中达到的语言艺术水平非常高,言词很优雅,用语很丰富,音调铿锵,能极其鲜明生动地塑造人物。

(一)对国内研究状况的评述

近年来,除了民间文化艺术,蒙古族广泛聚居的八个省区在学术往来、古籍挖掘和整理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协作交流,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跨地区保护与传承。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在仰望这些民众文化智慧的伟大丰碑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是过眼烟云,文人学者写的一些东西可能过50年、100年以后不一定有人看,但是民间这种东西的生命力是难以想象的,有的已经传承千年。这种伟大的力量,来自于民众千百年来智慧的锻造和锤炼,是他们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凝结成的伟大的叙事传统。

在中国,以往人们对包括史诗在内的口头文学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文本研究,具有历史学的旨趣,突出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按照20世纪民俗学的学科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多少忽略了口头传统诸多体裁样式的社会文化意义,文本背后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关系被抹杀了。现代民俗学要求人们要深入特定文化的现场,其田野工作带有学科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假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贯彻这一假设去获得经验性的可靠材料。当下也有不少民俗学田野调查报告被发表,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材料并没有当代的学术意义。

在17日举行的中国八省区第四次蒙古族古籍协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古籍办主任苏雅拉图表示,协作省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编目工作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可喜成就。“内蒙古自治区抢救保护《格斯尔》工程39个课题中,协作省区的专家学者承担完成了11个。”苏雅拉图说。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问:您曾经说格萨尔史诗传统是口头艺术的奇迹和丰碑,如何理解?今天在广大的流传区域,格萨尔史诗的流传是怎样的状况?

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口承文献资料。

编辑:蒋小莉

记者手记

  答: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在发明文字前,大量的信息交流都是用口传的形式,可惜很多东西在历史长河中逐渐遗失了。历史上也有包容丰富的叙事史诗,比如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以及欧洲很多史诗传统,但它们多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消失了。通过格萨尔史诗,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在文明的提升过程中,他们能创造什么样的语言奇迹。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我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这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的结果。198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的内部结构研究。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格萨尔史诗里蕴含着那样一种伟大的情怀,人类关于爱、关于平等、关于善和恶的表现等,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今天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牧区,格萨尔的说唱仍然深入到了民间生活的深处,维持着史诗演述的生态。不过这种演唱形式与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语境有很大关系,而当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文明间的冲撞,标准化教育,现代传媒发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环境,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抢救和保护史诗传统的原因。

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史诗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该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4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7部。上述著作具有以下特点:1,纳入研究的资料范围广泛,包括国内外发现的几乎所有的史诗书面文本;2,从社会、文化和历史形态角度探讨了史诗的形成、发展规律,初步认定了各民族的史诗类型及其历史文化渊源;从书面文本的结构分析层面上研究了史诗的叙事特点。总之,这套丛书全面描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概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它是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资料基础上的系统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和故事形态学等重要流派;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海西西、哈图、涅克留朵夫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2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3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在当前的国际学术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史诗研究的现状,探讨其发展前景,就需要我们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就需要了解国际学界在近年来的理论建树。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在《民族文学研究》上,陆续介绍了20世纪民俗学的重要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国是口头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其中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口头叙事文学蕴藏丰富,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我国的三大史诗流传地区,出现过不少演唱艺人,有一些歌手的演唱曲目丰富,篇幅巨大。对此,我们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向科学化、国际化迈进。我国史诗研究从初创到发展,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理论思考相对薄弱,学术规范尚在形成阶段。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组合的史诗研究队伍。一些资深研究员已经在史诗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 我所的一些研究者从1960年代开始积累了史诗研究资料,大多数为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录音的口头文本、各种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同时,他们对散落各地的地方资料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工作。我所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都实行了现代化的系统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基本上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二)对国外研究状况的评述: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面向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 William Grimm,1786-1859)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加之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 1961)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A.B.Lord 1960)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地域、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