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而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在21世纪新诗百年这个特殊时间节点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有个性的“个体血脉”——“鸢尾”。

传统某种程度上是时间向前推进的一种自然结果，时间演进，传统自然也不断延伸。每一个当代诗人都处在自身的语言传统之中，那么，这种语言传统究竟如何作用于诗人个体写作时的发现、发生和经验呈现，它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新诗又是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传统？种种问题，在日前由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扬子江》诗刊、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承办的“首届中国江苏·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上得以阐释、讨论。

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正如《光明日报》曾经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说：“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作家艺术家都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是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价值与地位的至高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第一次读到赵嘉音的“鸢尾”，可谓句句惊心，字字惊艳。只言片语之间人文精神、人性关怀与山水命脉层出不穷，汉语之美、之博大隐约穿行，带给人的启示与精神愉悦很难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清楚。

“创造的秘密——诗人在其传统中”，是本届讲坛的主题，吉狄马加、叶橹、欧阳江河、王家新、商震、雷平阳、罗振亚、敬文东等八位诗人、诗评家，共同探析传统与当下诗歌内在的关联。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发表于2019年第1期《求是》上的文章《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中指出：“一个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必然需要新的、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和艺术表达。”“中国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深刻领会、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新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认识文艺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

诗人赵嘉音将自己的灵性与天赐的灵感赋予到了笔下每一个字句中——它们化身为独特的心灵符号，掀来袭面的诗意，足以彰显诗人挥洒自如的气度与深厚的知识储备以及充沛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

语言是每一个诗人在创作中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对于诗歌写作而言，自身文字所形成的诗歌传统，往往是诗人们必须要坚守的东西。”吉狄马加是浸润在汉语和彝语两种语言里的诗人，两套语言传统注定了他的诗歌写作具有更复杂的意味，“这十年来的写作我比较自觉地关注，怎么能回到民族本身的史实，怎么从自身的民族诗歌中吸收特殊的表述方式，甚至特殊的哲学观、理念这些问题”。正是在写作中回溯到彝族人对自然的隐喻性的哲学表达中，回到彝语的诤言谚语中，回到彝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中，他回到了一个诗人“精神的源头”。

诗意电影大师阿巴斯经典诗歌集。以伟大诗人的独特观察之眼，带领我们领悟日常世界的诗意本质。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那么，新时代诗歌究竟有什么特点，如何表现新的时代精神？还有，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中华民族新史诗如何抒写；以及，新时代诗歌其“新”在何处，其创造性和美学贡献如何实现……这些，都值得诗歌界认真深入讨论。

纵观中国现代诗发展历史，从五四时期的宗白华、冰心的“小诗体”，到上世纪80年代赵朴初确定的汉俳，再到后来顾城、海子的超现实主义俳句，而现在我们该谈鸢尾了。

诗人在其传统中书写，并不容易。“诗人对传统的认识变成一种自觉的话，不应该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怎么能把你的个体生命经验、把你的民族甚至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整体经验，和传统结合在一起。”吉狄马加表示，当诗人们以此来进行写作的精神创造后，中国新诗必然会形成新的传统。

出版时间：2017-07-01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此前，《诗刊》已分别于2018年10月和2019年2月的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先后推出了“新时代诗歌讨论小辑”和“新时代诗歌讨论小辑”。刊登了张慧瑜、罗振亚、蒋登科、霍俊明、李云雷、唐小林、李壮、张德明、师力斌、邹建军、熊辉等十一位评论家的诗论。

写作是一个人性格的一部分，“鸢尾”展示了赵嘉音的性格：温润、知性。

很多时候回到传统是从语言开始的。如商震所言，语言对于诗人而言，是一根系着他与世界的“脐带”，这是一根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语言脐带。由此，敬文东也提出，我们当下的诗歌如果想要和传统发生关系，可能也还是得从语言出发。“如果语言有自身伦理的话，古代汉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自带沧桑感，另一个则是感叹，白话文运动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拿视觉性的感觉来冲击围绕味觉组建起来的汉语，它将汉语技术化、科学化后得到了现代汉语，无论现代汉语有多少缺点，但它确实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表达清楚。”重新考虑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之间的关系，或许由此更能厘清诗歌传统在个人写作中的发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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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文艺报》于2019年1月11日，推出了“新时代，诗歌再出发”栏目。目前已发表汤养宗《对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罗振亚《二十一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龚学明《新时代中国诗歌应强化“中国味道”》、胡丘陵《写出对艺术和社会负责的“大诗”》等理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她传承然后强化了中国人历史与传统中温润与知性的性格，她又抛弃了浅显，发扬了哲理与格言式的传统。而把“鸢尾”带入到中国现代诗的新文体形式革命，只是赵嘉音的方式是紧贴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并且以新诗现代性语言、逻辑、空间来构造“鸢尾”的力道。

当代不乏从传统中寻求古典语言的诗人。王家新认为，诗人昌耀即是一位典型代表。“他很自觉与中国古典接通，大量运用到古语，语言文体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带有新古典的特征。”运用古语，当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这是在唤醒诗人感知的主语，获得一种新的视野，这不仅是语词句法上的，更是全部生命上的转变，语言从生命中生长起来了，诗歌也就有了新的境界。

阿巴斯是一位中国人很熟悉的导演，执导的电影拿过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威尼斯电影节评委大奖。同时，他还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诗人，堪称“那个时代最激进的伊朗诗人”。他的电影，兼有纪录片的真实和故事片的剧情；他的诗句，简素精练而饱含哲理，预示着阿巴斯眼中艺术的价值——“提升我们，并零我们感受崇高”。阿巴斯在2016年谢世，这本2017年出版的《一只狼在放哨》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阿巴斯诗集。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基于当下诗坛对新时代诗歌讨论越来越热烈，《光明日报》于2019年2月20日特辟“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专栏，发表了罗振亚《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梁平《书写波澜壮阔的“大风歌”》等精彩诗论。

赵嘉音在文学之路上行走多年，在诗歌上尝试了各种创新力图追求诗歌新境界，最终创作出了“鸢尾”。

在雷平阳看来，身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现场的人们都有所觉察，诗人们仿佛置身在了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中，狂飙、尖锐、狂风、毁灭、审判、对抗、绝望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中少见的词汇，正成为风暴中的重要力量。诗人们被裹挟其中，没有文字安全感，审美标高一再降低，真相或真理的能见度因狂乱没有变得更加清晰。所以，诗人们需要将目光又一次转向汉语传统诗歌的古老疆域，从传统诗章中敏锐而又有效地再次开掘出“诗歌的永恒品质”。

——吴晓波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它该象征光明和爱，即便有时描写黑暗。”——赵嘉音。

诗人在语言中穿行，当公共话语共同震颤出一种频率时，诗人们如何寻找到自己的个人话语，在叶橹看来，寻求古典似乎也是一种方式。“诗歌语言意义上的变迁，不能只在我们这个时代近距离的现场里去看待它。”欧阳江河更愿意将传统作为诗歌内部机制中的一节，如果把诗歌看作一部交响乐，那么在这个交响乐的机制中，任何一个声音进去，都会被其他的和弦共同变成复调的节奏，当传统穿过诗歌的内在机制时，它连同诗人所有的思维，变成一首诗人经验的整体表达。

财经作家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光明日报》编者按《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事实上，传统在语言之外，给予了中国新诗更多。罗振亚以1990年代开始的“杜甫热”为例，探讨古典传统对于中国新诗潜隐的、内在的、也更为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于杜甫的重新认识，意味着诗歌开始转向‘及物’，重新建立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这种关联，罗振亚将其归结为，杜甫“以时事入诗”的特质，和敢于担当的人格，启示着当代诗人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等平凡的对象世界发现诗意，贴近、切入现实和人生的中心；同时，杜甫融叙事于抒情的“叙事”尝试，也成为199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的一个显辞，将以往的词意象置换成了句意象、细节意象，人物、性格、场景俱有，动作、心理、对话兼出，显示了诗人对复杂生活对象处理的能力，拓宽了诗歌的宽度，这也正是中国新诗形成的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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