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大气、鲜活、多元的新时代气象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什么时代产生诗？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过去近18年。对这18年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认知，评论界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另一派观点认为，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写作队伍、作品数量、受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方式均处于理想状态，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阶段。那么当今诗歌境况究竟如何？它是否从20世纪诗歌那里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立个性品质？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还是加速诗坛内在沉寂？更进一步，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说，“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在这个时候，人们积累了许多力量，能够去传达和接受关于人和自然强烈而使人激动的概念。”
耐不住寂寞，没有沉潜之心，不能长期坚守自我，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今天的诗坛，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需要崇高，需要引领，才能抵制那些无聊、自娱、泡沫、垃圾。
人间依旧要好诗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的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改革开放，把人们的思想从“文革”的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意气风发的时代，需要呼啸的声音和崇高的壮美，以激励国人变革的昂扬斗志。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正所谓“诗言志”、诗歌“为时为事而作”。在那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在那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诗歌首先被唤醒，诗人们最先行动。雷抒雁走在最前列。他以狂飚突进的方式在诗歌的道路上前行，先是写下《希望之歌》，满怀激情为中华民族的未来高歌；接着写下《种子啊，醒醒》，喻改革开放为华夏神州希望的种子。
其实还是有不少诗人在创作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作品。那些真正俯身于艰苦写作的诗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呵护。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逆流中坚挺着，因为他们知道，有魂在，有精神的支撑，诗才会有力量。
另一方面，过于乐观的论者往往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客观认识到新世纪诗歌之“热”大多仍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诗歌作品和公众还有距离。新闻报道偶有涉及新诗，往往是诗歌外围“八卦”，几乎不涉及诗歌本身。比如，有人发明自动写诗软件，该软件可以将不同词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一月不足就写了25万首诗；比如，某位实力派诗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为诗作被争相传阅，而是因为诗歌之外关于个人境遇与身份的炒作。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
短短时间内，佳作接连问世，社会反响热烈，他声名鹊起，然而，依然冷却不了他沸腾的热血，平静不了他狂热的心灵。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总的来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喜忧参半的复合，既不像“彻底边缘论”者宣称的那么悲观，也不如“空前繁荣论”者以为的那么乐观，它正处于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生态中，诗歌沿着自身逻辑蜿蜒前行。
雷抒雁永远忘不了1979年6月7日。那天，当他捧读着披露张志新烈士事迹的报刊时，他仿佛听到一声惨烈的枪响，看到一个美丽的身躯凄然倒下。怒火蹿上心头，将他的胸膛烧灼得剧痛，他像一匹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两眼发红坐立不安。他猛然拿起报刊出门，到处找人讲述和争论，以渲泄内心的愤懑与痛苦。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九层之台起累土
他要呼喊，他要控诉！是啊，在苏联作家的人文精神里，对待暴行，沉默就是犯罪！
总结起来，当前新诗创作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积极态势。
万籁俱寂中，辗转难眠的雷抒雁，思想在天地间翱翔。渐渐地，散乱的思维开始聚拢，瞬间的感觉得以捕捉，一个景象浮现到他眼前挥之不去：一摊触目惊心的鲜血上，滋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野草。有了！苦苦寻觅的诗歌形象，就这样命定般跃入他的脑海。他难以抑制住兴奋，一跃而起，奋笔疾书。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风说：忘记她吧！我已用尘土，把罪恶埋葬！雨说：忘记她吧！我已用泪水，把耻辱洗光！”
二是在艺术表达水准上普遍有所提高。很多诗人依循意象、象征、抒情的传统路数，但技巧运用上愈加娴熟，风格辨识度趋高。此外，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能量，把叙述作为构造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返璞归真的朴素风格得到强化，这一点在21世纪诗歌中更为普遍，大多数诗歌以自然、清朗的姿态甚至亲切说话的方式呈现出来。江非的《时间简史》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生活，内容本身似乎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经诗人“点化”后却产生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乡土文化命运的实质，显示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气势如虹扑面而来，惊天地泣鬼神。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到凌晨4点，《小草在歌唱》诞生了！它“是在塑造一个生命，一个有血有肉、敢笑敢骂、有愤怒有喜悦的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在写那些横卧在稿纸上的押韵的字行”。看着眼前的诗行，雷抒雁想唱，想喊；想哭，又想笑。
只待英雄驱虎豹
《小草在歌唱》构思新颖独特，内容丰盈凝重，全篇采用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采用类比、烘托、意象等艺术手段，以小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借助形象表现情感，用以象征人民和烈士，从而营造出浓烈的悲剧氛围。它一反之前政治主题诗简单、直白、浅显的唱诗班式的歌颂。在抒情层次上，它从小到大由远及近，从凄婉的诉说到激昂的控诉，从悲愤的呐喊到深情的歌颂，一步步引向情感高峰；在内容层面上，它不仅追忆英烈，更质问法律、良心、天理，反思全社会和“我”浑浑噩噩的“文革”生活，有批判有自审、有血性有情思、有正气有灵性；在诗篇结尾处，融入作者的理想和希望，呼吁社会正义，呼唤人性良知，体现出其心灵深处的裂变和觉醒，思想深刻、艺术饱满、精神内涵强大；美丽高洁的女英雄，在诗中化为光芒四射的夜明珠、光耀大地的启明星，更使诗篇兼具清新、含蓄、真挚、冷峻、深邃、刚劲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