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由母语创作的文学和汉语创作的文学两个部分构成。从文学评论和文学话语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两个部分在文学格局中是很不平衡的。大多数批评家看到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而因为语言条件限制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很难进入非母语阅读的批评家眼中，因此有评论家曾经发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没有内涵？如果没有内涵，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什么价值？到底是谁的眼睛在看少数民族文学？评论者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本身？今天，我想以蒙古族母语文学为例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佤族是云南的特有民族，同时也是跨境民族，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佤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均依赖丰富的口传文学口耳相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佤族作家董秀英的出现，才终结了佤族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伴随着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一批批佤族作家迅速成长，佤族文学创作也在民族性书写的探寻和突围中不断崛起，有5名作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有4位作家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陈广斌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母语作家背后的多元文化源流
本届“骏马奖”部分获奖作品。资料图片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和现实最生动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以军旅作家为代表的一批汉族作家开始将创作的目光投射到阿佤山这块土地，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佤族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均是以“他者”的视角去表现一个民族的新生和进步。直到1981年春，董秀英在《滇池》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木鼓声声》，敲响了佤族书面文学的第一声木鼓，以佤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正式拉开了“以我手写我族”的佤族文学序幕。
他以游牧者的身份，走访草原也歌颂草原，他一路走来一路歌。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在中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且有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作家一般都有双语阅读和母语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学理念一般都带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广阔视野，这一点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是长期被忽略和低估的。而这正好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蒙古族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曾经写过一首诗《本性相同》，批判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
9月27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此前，经过充分讨论和严格评选，《时间悄悄的嘴脸》等24部作品与马英等3位民族语言翻译家，斩获本届“骏马奖”。这些获奖作品出自15个民族的作家之妙手，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这些获奖作品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在之后短短的10年间，董秀英携带着故乡佤山的文化因子和浓重的母族文化气息，相继创作了《河里漂来的筒裙》《海拉回到阿佤山》《佤山风雨夜》《石磨上的桂花》《九颗牛头》《最后的微笑》等12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她以《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佤族作家文学集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连续获得了“云南省1981—1982年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首届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她以独特的叙事语言、文化特质和文学审美，生动展现了佤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鲜活的生活画卷。
他描绘草原、大漠、绿洲之美景，他歌颂蒙古族及北疆悠久的历史，他反映牧人、拓荒者、边防战士多彩的生活，抒发游牧者热烈的爱情。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荒野上奔跑嗜血成性的财狼和
现实、历史与美学交织的长篇小说
在日益繁荣的民族文学语境中，在各级作协的关心和培养下，一批批佤族作家悄然崛起。肖则贡、李明富、王学兵、袁智中、爱星·西涅、伊蒙红木、岩改、岩来刀等佤族作家，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先后创作发表了《汉人》《路向》《鸡头恨》《花牛梦》《铁匠尼劳奥》《牛屎公公》《一匹母马》《山雨》《丑女秀姑》《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最后的魔巴》《捷克外特叔叔》《阿妈的姻缘线》《母鸡啼叫》《搬迁》等一批以佤族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佤族作家们以多重视角，表现了佤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和跨越，以及变迁中经历的震荡、惶恐、喜悦、梦想与挣扎，生动展现了佤族当下的生存现实、文化生态和文化审美。其中，《最后一封情书》《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千山木鼓响》《萨姆宝叔叔》《萨姆森·雅奥西尼》《阿妈的姻缘线》等作品先后获得各类奖项，佤族小说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他就是塞外人人称颂的草原“抒情王子”、著名诗人陈广斌。陈广斌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诗人的，他又是怎样写就草原诗篇的？记者日前走近了诗人，打开了他思想的大门。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身居高楼饮血取乐的帝国主义
长篇小说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届获奖的长篇小说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提炼人物与故事，有力地展现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当下社会与经济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人们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变迁。比如，李传锋的《白虎寨》写的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的新农村建设，关联起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后的创业经历，堪称当代“创业史”，塑造了昂扬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乌·宝音乌力吉用蒙古文创作的《信仰树》，展现了科尔沁旗一个蒙古族家庭“四世同堂”的斑斓画卷，讲述了民族信仰与现代教育的双重文化内涵。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民族，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为本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保存找寻突围的出口，成为佤族作家共同的焦虑和自觉的担当。
抒情之种子在学生时代萌发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虽然禽兽有毛有别于人类无毛
重述传统，建立关于某个族群的历史叙事，是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袁仁琮的《破荒》三部曲用亲历者冷静而理性的观察，将贵州西南腹地侗族山村和县城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行细致勾勒，充分展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依靠丰富的情节、真实的细节、广阔的社会背景表现了思想深度。
为避免在全球化、商业化的语境中，承载着佤族深厚文化记忆的木鼓、寨桩、牛头、镖牛祭祀等礼俗文化被歪曲、被误读，佤族作家们怀揣着母语民族文化重建的梦想，重返母语村落，创作出版了《远古部落的访问》《神树的约定》《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我的母语部落》等佤族文化散文集。虽然说这些作品因作家成长背景、文学气质、叙事语言、审美视角等方面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但均不约而同选择了从内部人视角客观呈现佤族渐行渐远的远古部落、远古习俗以及当下的生存境遇、精神状态和文化风貌，讲述了全新时代佤族人民的鲜活故事，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其中，《远古部落的访问》和《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佤族女性文学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朵奇葩。
陈广斌祖籍河北巨鹿，生于山西洪洞。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凶神恶煞嫁祸转灾本性却相同。
“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不仅在观念与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美学上也取得了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结合。”“骏马奖”评委、《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说，比如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这一以新疆“玉王”的故事反映当代维吾尔族文化转型的作品，就充分结合了意识流动、时空转换和维吾尔传统中麦西来甫式的场面与幽默风格，并且在修辞上以陌生化的语言丰富了当代汉语的书写。
在诗歌创作方面，佤族诗人聂勒带着佤族诗歌淳朴、阳光的气息，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十月》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近百首诗作，创作出版了《心灵牧歌》《我看见》《聂勒的诗》三部诗集，以诗歌的形式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其中，诗集《心灵牧歌》获得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佤族诗人；组诗《大地的歌谣》《一千头牛的婚礼》《母亲们》《人类的孩子》等，相继获得多个奖项。
谈到诗歌创作，陈广斌说他上初中时，正是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比较盛行的时候。因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抒情性较强，因而青年们比较喜欢他们的诗。所以，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也毫不例外地在陈广斌的心田上埋下了抒情的种子。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我认真研究了这首诗，发现这首诗具有悠久的蒙古文学传统甚至东方文学传统。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采用了著名的《绰克图台吉摩崖诗》的形式，而绰克图台吉的诗则是从《米拉日巴道歌集》学来的，17世纪，蒙古族大翻译家西热图固实绰尔吉把米拉日巴道歌从藏语翻译成了蒙古语，而米拉日巴道歌的诗歌传统又涉及到古代印度的诗学传统。因此，纳·赛音朝克图的《本性相同》这首诗背后流淌的是源远流长的古代印度诗歌、古代藏族诗歌和古代蒙古族诗歌的多元文化传统。可以说，纳·赛音朝克图的《本性相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传统。这就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而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作家因为知己知彼，谙熟自己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又熟悉兄弟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般都超越了本民族文学的单一民族的局限，往往具备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境界。清代蒙古族著名翻译家和红学家哈斯宝在翻译和评点《红楼梦》的过程中不仅对《红楼梦》和金圣叹等前贤的评点做过深入研究，而且也根据自己的蒙古文化知识在翻译实践中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和评论，其中参照了《格斯尔》史诗来评论《红楼梦》，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为他的批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点。而蒙古族近代伟大作家尹湛纳希更是精通蒙汉藏满几种文字，饱读各种书籍，对儒家思想和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深入学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镜花缘》等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自己的《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我们评论尹湛纳希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尹湛纳希模仿《三国演义》《红楼梦》的简单评判上，而应该换个角度考察一下尹湛纳希的这种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文学背景对他的思想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心比心，我们从古代到现当代的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母语作家中也能够找出许多相似的例子。这些作家实际上都有双语阅读、母语创作甚至双语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思想境界往往都是开阔而深入的，这为他们的母语作品注入了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而如果不熟悉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民族文学知识结构，我们是很难准确判断和评价他们的母语作品的内涵的。不过，我们还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价值多么高、内涵多么丰富，但是如果没有文学翻译的桥梁，那么母语文学就永远局限在本民族的内部阅读经验中，无法被外界所接受和欣赏，这也许是有人质疑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没有内涵的原因所在。
青年女作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异军突起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云南风起云涌的诗歌浪潮，云南诗坛迎来了另一位佤族诗人张伟锋。在短短的10年间，这位“80后”诗人连续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期刊发表了大量诗作，相继出版了《风吹过原野》《迁徙之辞》《山水引》3部诗集，成为继聂勒之后创作势头较好的佤族诗人。
“战士诗人”找到绿色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