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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冯娜作为该校的第十二位驻校诗人参加,拉萨诗院院长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西藏诗歌》主编田勇介
2020-01-07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羊城晚报】冯娜:我安于山川万物的沉默和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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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拉萨7月16日电 “这是西藏民间办的第一份大型诗刊,其中收录的大部分都是藏族诗人作品,以藏族诗人为主的诗歌刊物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通过这本诗刊,我发现西藏民间还有这么优秀的年轻诗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在15日晚《西藏诗歌》首发活动上,著名藏族作家、诗人白玛娜珍如是说道。

摘要: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文学巨大的再生资源。格萨尔史诗的现代叙事诗歌写作,为史诗叙事性题材增添了主观抒情表达的客观陈述模式,《天子•格萨尔》是对藏族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一次创造性转化、重构和再创作实验文本,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虽然新文本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作者试图把史诗“元叙事”提供的无尽想象空间,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审美意象,使民间史诗的“活样态”以新的文学样式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紧相维系。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今年迎来了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这六十年里西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文学作品的主题也从为宗教服务,回归到表现现实世界,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上来,在不同的时代,涌现出来一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当日晚间,由拉萨诗院自筹自办的西藏民间第一份大型诗歌刊物《西藏诗歌》在圣城拉萨首发。拉萨诗院院长、《西藏诗歌》主编田勇介绍,创建《西藏诗歌》的想法由来已久,“在这个网络时代,内地诗坛虽然被‘下半身’、‘梨花体’、‘荒诞’等坏了名声,可好诗歌还是有的。藏地的诗歌也被大范围污浊,以前我所见的,皆是些朗朗上口、大量以排比、犹如歌词般的所谓诗歌,内容上还会以歌功颂德、繁华礼赞为主旨。但在西藏生活十年,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些隐匿在民间或某个角落的‘忧伤’和‘真情’,这些诗人犹如遗落在角落里的酥油灯,让我看到藏地诗歌的厚实和方向。”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 《天子•格萨尔》 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稿件来源:羊城晚报2015-10-11第B3版 | 作者:何晶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10-12 | 阅读次数:

汉藏两种文字比翼齐飞

“多年后/那个阴雨连绵的季节/瘸腿的喇嘛/念诵着往生极乐净土的经文/牛毛编制的袋子里/安睡着通灵的巫婆/那座神秘的石屋/孤独、破落、低矮/在轰隆的机械声中/化成了一片彩虹/消失在幻境。”

通常认为,口传文学与作家书面文本是存在很大区别的,绝不可以把研究书面文本的方法用来研究口传作品。然而,“纵使口头作品与书面作品在诸多环节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在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它们并不像早年一些学者坚信的那样,是彼此截然对立的两回事情。新的观点是更强调它们所形成的类似光学‘谱系’式的关系:在谱系的两端,是较纯粹形态的文人书面创作和文盲艺人的口头创作,在两端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的,或曰过渡形态的现象。我们在实践中多次观察到过这类现象,例如我们有粗通文墨的艺人,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艺人,他们的学艺过程和创造活动,便另具特色。与此相关的,是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过程,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也有从书面重新流向口头传承的事例。” [1] 文人、作家根据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或故事梗概,对传说或故事进行重构或再创作后成为经典,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如汉文学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经历了从历史→口头传说(说书或说唱、戏剧演出、街谈巷语、民间故事)→书面作品(笔记、话本、剧本等)→经典文学样式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非线性的或单向度的,而是多向互动的,即:历史⇄口头传说(说书或说唱、戏剧演出、民间故事)⇄书面作品⇄经典文学样式。诸多文学样式的多元、多向互动,构成文学的整体性,如以《三国演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三国文化,除了正史如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世说新语》等笔记杂谈外,还有民间艺人的“说三分”[2]“三国戏”和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柴堆三国”[3])、三国文化遗迹,以及与之脉络相连、相互裹挟的三国民俗文化。到了宋代,出现了“说三分”的记录本和整理本《三国志平话》,此书的情节框架及其价值取向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产生过很大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出自罗贯中之手,但无疑也是各种文化元素(官方的、民间的、文人的)多元互动的综合效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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