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是有不少诗人在创作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作品。那些真正俯身于艰苦写作的诗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呵护。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逆流中坚挺着，因为他们知道，有魂在，有精神的支撑，诗才会有力量。
另一方面，过于乐观的论者往往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客观认识到新世纪诗歌之“热”大多仍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诗歌作品和公众还有距离。新闻报道偶有涉及新诗，往往是诗歌外围“八卦”，几乎不涉及诗歌本身。比如，有人发明自动写诗软件，该软件可以将不同词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一月不足就写了25万首诗；比如，某位实力派诗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为诗作被争相传阅，而是因为诗歌之外关于个人境遇与身份的炒作。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然而，他散文的光辉被他诗名的光芒遮蔽了。《小草在歌唱》，成为他一直难以逾越的高峰，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悲哀？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刚释放出狱的胡风读罢《小草在歌唱》，激动得提笔给雷抒雁写信表达激赏；作家铁马在牢房里读到它，感知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说，“这首诗像一阵春风，给我报告了春天到来的信息。”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21世纪诗歌发展最大的“拦路虎”是放弃高远的艺术追求。打开一本诗歌刊物，你会发现，不少作品仍在沿袭老路，把笔触对准大海、河流、森林、太阳、星空等中国诗习见的自然意象，且未能赋予这些意象新的诗意内涵。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诗人，越来越趋向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周正，却没有生机和精神活性，在艺术和思想上“原地踏步”，缺乏大气和力量，往往差一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气儿。可以说，拦住创作之“虎”不在路上，而在内心。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气象。
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他要呼喊，他要控诉！是啊，在苏联作家的人文精神里，对待暴行，沉默就是犯罪！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越说越激动，诗人的激昂和倔强毕露。我理解他的痛心疾首，体会到他对当今诗坛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闺蜜悄悄告知：雷老师本色、血性，曾在回陕西老家的车上路见不平时，立刻挽起袖子跟人打起来，根本不顾自己身份。我哑然失笑，闺蜜赶忙在桌子底下偷偷捅我。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肯定当前诗坛亮点，并不意味诗歌创作现状足够理想。至少，当下生活尚未向诗歌敞开更大生长空间，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不强，其突出表现是重量级诗人和经典诗作匮乏。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雷抒雁，(1942年8月18日-2013年2月14日)，陕西泾阳人，当代诗人、作家。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其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2012年5月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诗刊》社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情编年》等，散文随笔集《悬肠草》《秋思》《分香散玉记》等。获得过各种文学创作奖，并有多种文字翻译诗作发表于国外。2013年2月14日，雷抒雁逝世，享年71岁。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只待英雄驱虎豹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
“爱情是最古老的一种情感表现方式”，他说，“古人唱自己编的歌，今人唱专家编的歌。古人用自己的心打动别人，现代人借别人的心打动自己。”十年前，我与雷抒雁先生同时参加“全国散文名家北戴河金秋论坛”，师生首次海阔天空地聊，他慷慨陈词：情诗都不是为眷属写的，一旦进入婚姻，就写不出情诗了。鉴于师道尊严，我没敢接话茬，失去了一次深入挖掘诗人内心世界的难得机会。
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过去近18年。对这18年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认知，评论界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另一派观点认为，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写作队伍、作品数量、受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方式均处于理想状态，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阶段。那么当今诗歌境况究竟如何？它是否从20世纪诗歌那里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立个性品质？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还是加速诗坛内在沉寂？更进一步，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强盛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诗歌还应该是它政治思想中的伟大因素。西方的但丁、弥尔顿、雨果等等，都向我们昭示：伟大的诗歌，与哲学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则自古就将诗教作为传统，将诗歌作为前进的火把；曾经，光未然一首《黄河大合唱》，激发了多少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胆忠心；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激起了多少炎黄子孙对故土的无限深情……如今，任重道远的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更需要黄钟大吕之声的政治抒情诗篇，更需要气魄宏大的杰出政治诗人。
耐不住寂寞，没有沉潜之心，不能长期坚守自我，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今天的诗坛，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需要崇高，需要引领，才能抵制那些无聊、自娱、泡沫、垃圾。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小草在歌唱》，《诗刊》也将其隆重推出。
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大气、鲜活、多元的新时代气象
可是，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优美的韵律深远的智慧，我们的心灵将会变得多么粗糙，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乏味啊！文学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歌是文学花园中最瑰丽的花朵、是“神对人类的悄悄耳语”。美好的诗歌，发散出的声音是那么幽远，散发出的香味是那么芬芳，它能够涤荡世俗的尘埃，生动人类的心灵，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和生存。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好诗多出于里巷，名诗多产于民间。“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历朝历代的大诗人几乎都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这种现象在中国尤甚，所谓诗穷而后工。但诗歌缪斯似乎对雷抒雁格外垂青。他的诗，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也没有失去自我。他以诗歌保持个性独立，以艺术保护单纯之心；豪放不拘的诗人、严谨务实的官员，在这两者之间，他游刃有余地转换着身份和角色。
总的来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喜忧参半的复合，既不像“彻底边缘论”者宣称的那么悲观，也不如“空前繁荣论”者以为的那么乐观，它正处于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生态中，诗歌沿着自身逻辑蜿蜒前行。
到凌晨4点，《小草在歌唱》诞生了！它“是在塑造一个生命，一个有血有肉、敢笑敢骂、有愤怒有喜悦的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在写那些横卧在稿纸上的押韵的字行”。看着眼前的诗行，雷抒雁想唱，想喊；想哭，又想笑。
人间依旧要好诗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的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改革开放，把人们的思想从“文革”的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意气风发的时代，需要呼啸的声音和崇高的壮美，以激励国人变革的昂扬斗志。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天才代表和流传佳作出现。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穆旦、郑敏等之于新中国建立前的诗坛，郭小川、贺敬之、余光中、洛夫、舒婷、海子、于坚、西川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诗坛，都支撑起他们活跃的诗歌时代；《凤凰涅槃》《断章》《雨巷》《再别康桥》《死水》《金黄的稻束》《乡愁》《致橡树》等，皆可视为新诗在不同时段留下的“动态经典”。按照这个标准去检视，不难发现，21世纪诗坛尽管林林总总，众声喧哗，但在重量级诗人的输送上逊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十足才子气背后大手笔缺位，群星闪烁而无月，多元并举背面是欠缺规范，许多诗人理想高远，有理论锐气，但创作上尚未提供与理论匹配的文本。尤为令人心忧的是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创作与欣赏越来越成为小圈子内部游戏，诗人们的鸣唱难以获得大众青睐和掌声。能否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双重自觉，推出不负时代的大师级诗人和作品，铸造诗魂高迈、穿透时代与喧嚣的经典文本，仍是检验诗歌是否真正繁荣的重要参数。
那时候，诗歌朗诵会在全国遍地开花，而必备节目就是《小草在歌唱》，很长一段时期里，只要拧开收音机，总能听到有人在朗诵《小草在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