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这位广西现当代文学奠基人的名字，最近又被反复提起，成为传播的热点。
北京文学：如哨鸽般的无限诗意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隆重召开。
12月12日，由西双版纳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组委会、中国作协创研部、云南省文联主办，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云南城投集团承办的“末端的前沿——雷平阳作品研讨会”在云南西双版纳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了研讨会并讲话。
这是因为不久前，地处南国边陲崇左市的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成立陆地文学馆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文学史:建构、评价与反思。杨匡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应当有一种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表现在: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研究中,不能把前三十 年和后三十年绝对地、截然地分割开来;二、应当确立一个“大中国”文学的理念,它应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一体多元、五族共和、两岸三地、和而不同、母语(汉语)思维。三、在对作品的考量中要注意完整性,评价作品的时候,不要进行简单的诸如姓“资”姓“社”的判断,而是应该加入艺术哲学和价值论的判断;在文学的地域分布上,不能只看中心,不顾边缘。四、创作、批评、翻译、传播的四路纵队并进互动,对翻译和传播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晓明(北京大学)提出:六十年文学应当理解为中国人民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的诉求。这种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它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在文化上有其自身的依据和期待。其意义正是在于:在西方体系之外,创建了独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文学。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指出:许多当代文学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因为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现代文学”当中,也因为其演变和发展与中国知识阶层在西方现代化的压力下,寻求救国之路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张学军(山东大学)认为,新中国文学是一个意识形态不断淡化与世俗色彩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意识、英雄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生存意识逐渐成为不同阶段的突出特征。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认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重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主流文学的“拨乱反正”使得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获得生命;“边缘文学”成长壮大,对主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文学功能与想象方式产生了转变。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提出,最近二三十年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学科化。强调知识的社会学视野的发展趋势固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同时这里面也包含许多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东西,诸如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某些空洞化、空虚化的趋势,并且存在很多伪问题。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20世纪以来，很多重要的诗人、作家是从“地方性写作”走出来的。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地方性写作”的作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作品中所表达的普遍的人类意识、人类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更突出的纵深度，就像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挖井，会采挖到最幽深处的井水。雷平阳的作品向我们提供了一片土地的精神记忆，并从地理人文、民族历史中找到了这种记忆的渊源。他的诗歌建立在这片土地深厚的精神文化之上，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历史，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身上，都能找到他作品的影子，都是滋养他作品的源头。我们这次研讨，既要着眼于雷平阳作品中鲜明的精神个性、艺术气质，也要着眼于云南的边疆写作，从而理解在更大的世界文学版图中，所有“中心”和“边缘”的概念都在时刻发生变化。这样的探讨和研究，对整个中国诗坛的繁荣发展，都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广西文坛的旗帜性人物，陆地一生创作颇丰，尤其是创作的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1960年出版后引发全国反响。著名学者李鸿然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专章评论道：“在国家文学坐标上，其地位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曹文轩
文学现状与文本研究。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在最近三十年里,当代文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性文坛(或者就叫主流文坛)、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性文学(或者叫大众文学)与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与此相应的,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三分天下”。体系分裂和共识破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三分”的圈子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和了解,以期实现良性互动。邵燕君(北京大学)从“文学生产机制”着眼,当前“新旧分制”的格局已经形成并且不可逆转,传统机制面临着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的趋势。而“80后”、“90后”、网络、博客等文学力量的繁荣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如何评价这些作家和现象成为了必须面对的课题。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则指出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代化创痛不见了,文学创作有一种“脱离历史”、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张光芒(南京大学)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背叛了生活,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自由乃是一种“伪自由”,是自由的假象。汪守德(总政治部宣传部)认为当前军事题材文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对丰富而独特的战争生活、对战争中个体命运真切关注、对民族精神性的深刻解剖、对战争问题的思想视野等诸多方面拓展不够。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认为新移民小说很好地书写了由空间迁移造成的主体文化身份及存在境域的独特意蕴,深入挖掘了时空形式背后的“存在”的文化内涵。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末端的前沿”一说，来自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20世纪30年代来到云南，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它既是东西方最后的接触点，又是东西方最早的接触点……它是中国的末端，也是中国的前沿。”事实上，古滇文化、爨文化、南诏文化、纳西文化，西南丝绸之路，以及新时代“一带一路”构想和框架下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等等，无一不在表明“云南”确是中国的“末端的前沿”。雷平阳出生于云南昭通，他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一贯践行“从阅历中来”，以“云南”作为文学出发地，从这“末端的前沿”，去发现、再发现和体认、再体认中国和世界，在个人文学版图上开疆拓土。
文学馆的基础是有价值的文学史料。对于创建陆地文学馆而言，抢救散落各地的陆地珍贵资料，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学研究学术团队为此不懈努力，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门走访陆地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动员捐赠，目前已收集到《瀑布》手稿、陆地各种获奖证书、陆地墨宝及各版本的陆地作品及研究等各种珍贵资料近千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莎红，满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这次研讨会从诗学、文学、人类社会学等领域切入，对雷平阳创作及其作品进行了多种角度、多重视野的研究和讨论。与会专家认为，雷平阳的创作深深地打上了“云南”烙印，是标志性的“诗歌地理”，完成了诗歌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同构。云南滋养了雷平阳的创作，他的作品具有云南的丰富性、独特性，呈现出与之相匹配的万千气象与物候。雷平阳的创作其实远远超越了他笔下的云南，在他的作品里，云南被拓展到南方，延伸到中国，进而放大到世界。他的创作实践，为如何运用地域性的写作资源，去完成具有普遍性的作品，树立了典范。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教授罗瑞宁说：“创建陆地文学馆，尤其是陆地资料征集，我们得到陆地亲属以及属下的帮助。陆地亲属陈南南把包括《瀑布》手稿在内陆地先生生前上百件珍贵的资料无偿赠送我们；陆地的学生和属下——潘荣才、凌渡两位先生是广西著名作家，潘荣才写有《陆地传》。我们曾经登门造访两位先生，他们均表态‘有生之年，假如能看到陆地文学馆真正落户陆地故里高校——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校园内，将是广西文学文化的大幸，今生可以无憾矣！’两位先生将他们自己珍藏的全部有关陆地资料都捐给了我们。”
刘 恒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
与会者认为，雷平阳的诗歌以独特的气质、强烈的抒情、严密的结构、端庄的语言、流畅的叙事、深沉的意蕴，呈现了汉语诗歌严肃庄重、灵动飞扬的气象。雷平阳这些云南题材的文学作品，独具创造性地诠释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他对生活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特别是少数民族，倾注了强烈的热爱，他的细致观察、悉心体认和有效书写、深情表达，充分而深入地展示了民族性，同时，他又将“渡口”“基诺山”“白衣寨”这样的小地方，置于诗歌艺术、人类文化学、现代性的广阔视野下，赋予了云南世界性的特质。
自治区党校教授陈学璞曾在2017年写过一篇调研报告，建议建立陆地文学馆。亲历揭牌仪式，他激动地说：“陆地文学馆，除了要纪念这位著名作家以及他出版的一系列精品之外，更主要还是把陆地的文化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把他的这种革命精神、人文情怀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这个馆，首先主题要鲜明。陆地在抗日烽火燃烧的时候奔赴延安，到了革命圣地经受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那里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长为一位革命作家，陆地这种精神信仰很值得我们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建这个馆，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这个馆不能够纯粹只是摆一些图书，而要营造一种氛围，让人一来到这里，就融入一种激发创作的氛围。这个馆，还可以变成文化产业创意室。”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雷平阳在会上表示，我是一名谦卑的写作者，在面对大量的不朽诗篇的时候，经常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敬畏也使我有一个“回退几步”的空间，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写作。在我看来，诗歌语言里的自由可以带来一个人的自由，一片土地的自由，这也构成了我灵敏而莽撞地往前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