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以确认并不断发展的70年、百花绽放的70年、万象更新的70年。“民族文学”的概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才提出来的。当年9月，茅盾在研究《人民文学》创刊号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号面世，序言中正式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自此，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少数民族文学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程。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作家快速成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文学佳作迭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深化，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保护、传承成效显著。少数民族文学在增强各民族四个认同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深各民族之间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一、突飞猛进的前十七年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作品一直较为丰富。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主要样式是竹枝类乐府诗歌，又称竹枝词，源于巴蜀民歌，到了清代，竹枝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以少数民族地区风景、人情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数量剧增，为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新中国成立才25天，就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程度。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民族文学研究成为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五一劳动节，老舍召集汉族、彝族、侗族、东乡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朝鲜族8个民族的11位同志，举行民族文学座谈会，商讨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正式提出编写各单一民族的文学史，这是破天荒的一件民族文学盛事。之后，分别于1961年、1979年多次召开编写工作会议，推进民族文学史编写，至今已经全部完成。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谓今非昔比。
1949年，《人民文学》“发刊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新文学”的属性和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了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明确意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汉语文学创作快速发展。在母语文学创作方面，蒙古文《内蒙古文艺》、维吾尔文《塔里木》、朝鲜文《延边文学》、哈萨克文《曙光》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内蒙古日报》《西藏日报》《新疆日报》《东北朝鲜人民报》等报纸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的“文艺副刊”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敖德斯尔、恰白·次旦平措、班觉、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库尔班阿里、乌玛尔哈孜·埃坦、郝斯力汗、巩盖·穆哈江、热合买托拉·艾甫西，朝鲜族诗人金哲、金学铁、李根全、吴其拉达、康朗甩等，都是深受本民族读者喜爱的母语作家和诗人。汉语文学创作方面，《草原》《天山》《边疆文艺》《山花》《四川文学》《广西文学》《青海湖》《宁夏文学》等民族地区文学期刊承担起扶持本地区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任。《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引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近现代，又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比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和牛汉，彝族的普梅夫，朝鲜族的金泽荣和李旭，回族的木斧和沙蕾，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尼米希依提、阿卜杜哈力克·维吾尔，锡伯族的郭基南，哈萨克族的唐加勒克，纳西族的和松樵、和柏香，壮族的高孤雁和曾平澜等，这些优秀的诗人或用现代抒情诗的体裁写作，或承继了古体诗创作；或展现了抗日战争的风云和壮烈，或展现了本民族为了自由而抗争的努力……与同时期的汉族诗人创作一起，构建了辽阔而多元化的现代文学版图。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1951年6月1日正式开学；1952年语言文学系成立，语文系先后开办了藏、彝、纳西、景颇、傈僳、拉祜、哈尼、壮、布依、傣、侗、水、黎、苗、瑶、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满、朝鲜、佤、高山等24个语言文学专业班班次。之后，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相继设置了少数民族文学专业。7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的迈进。1980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3年，成立了第一个博士点；之后，全国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基本覆盖了各个民族的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发展和完善，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1950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陈清漳、鹏飞、孟和巴特、达木林等翻译、整理的《嘎达梅林》，1952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萨克族诗人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苗族诗人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成为共和国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通过上世纪中叶汉语言教育的普及、各类文学奖项的设置、官方文学团体的推动和努力，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不断壮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少数民族诗人，既有在现代就开始创作的诗人，也有一批新鲜的力量，如满族的柯岩、戈非，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查干，回族的高深，朝鲜族的金哲，壮族的韦其麟，彝族的吴琪拉达、替仆支不、阿鲁斯基、涅努巴西等。与那一时期的汉族文学一样，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昂扬的情调。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民族文学的研究，最早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动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也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工作；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转由该院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随后，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有的是单独的机构，有的附设在相关研究机构内。比如，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各相关高校也建立了研究机构。比如，中央民族大学1980年建立了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2001年，该所撤销，新成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所，附设于民族语言文学系内。不少地方民族院校和一般高校，也相继建立了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重视，并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因此，《人民日报》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新型文学”“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这五个“新”，代表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价值评价的基本取向。正因如此，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周扬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称为“文学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他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称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这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出了整体性的高度评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迅猛发展。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自画像》中充满激情地写到：“我——是——彝——人！”这显示了当代彝族诗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他们正式转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正视和认同。大量的彝族诗人开始创作，标明“彝族意识”，并将彝族的古老传说、史诗、日常习俗、地方性知识有意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以阿库乌雾、巴莫曲布嫫、普驰达岭为代表的诗人们还将彝族母语口语、彝族宗教的词汇注入到诗歌创作中，至此彝族当代诗充满了杂糅之美。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形成了庞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以及各民族作家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1955年1月，玛拉沁夫呼吁要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角度，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1955年5月，中国作协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倾听各民族作家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见和建议。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从“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兴起”、“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问题”、“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针对过去对少数民族重视不够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了８项具体措施。
事实上，这仅仅是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一个侧影。不难发现，各个民族的诗歌创作都在迅猛的发展之中。在30多年里，藏族诗歌、蒙古族诗歌、维吾尔族诗歌等都展现了不同于汉族诗歌的别样风采，这些诗歌和汉族的当代诗歌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代诗歌版图。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从高度同一化转向多元化，诗人们越来越注重抒写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而这些都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转型密不可分。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7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征程中，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作家构成的庞大创作群体。据统计，目前在中国作家协会中，有少数民族会员约1464人，如果加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省级作协少数民族会员，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写作者，则是一支更为庞大的队伍。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代语境中，《文艺报》用“突飞猛进”高度评价1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许多兄弟民族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或者用汉文写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很多民间老歌手重新获得歌唱的生命”，“我们也把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学领域改造成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大花园。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此外，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特别指出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毛星在《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中，也将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挖掘、整理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称为“我国文学发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大事，是我国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的发展”。郭光的《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中，分别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上述评价都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没有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在于其敏感程度和象征性，因此诗歌能更鲜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欢欣、迷茫和阵痛。尽管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采用汉语写作，但他们对母语、对本族文化的赞颂依然存在于诗歌之中。比如，在当代藏族诗歌中，除了伊丹才让之外，还有旺秀才丹、王志国、嘎代才让、才旺瑙乳、索木东等众多优秀的中青年诗人，他们的作品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母语思维以及用汉语书写带来的异质性取胜，创作出精妙的汉语诗歌。他们开启了一套富有藏民族特色、带有神话意味的符号系统。在“苍鹭”、“牧场”、“藏红花”、“雪莲花”、“毡房”等意象构造的美学空间中，诗人们开始了根据族群和地域性而确立的自我身份的言说与咏唱。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回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出生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后的老一代作家、诗人是重要的奠基者。比如包尔汉·沙希迪、老舍、沈从文、琶杰、波玉温、康朗英、唐加勒克·卓勒德、赵银棠、萧甘牛、尼米希依提、毛依罕、李旭、萧乾、李乔、马加、马曜、李辉英、端木蕻良、启功、颜一烟、沙蕾、马子华、舒群、纳·赛音朝克图、李寒谷、赛春嘎、李英敏、陆地、苗延秀、寒风、郭风、胡奇、关沫南、陈靖、康朗甩、黄裳、杨明、黄青等。这份38人的名单虽然不完整，但从中可以看出，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的诗人、作家占了大部分。
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组织、民族语言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和群众性创作活动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报告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各领域取得的实绩。
在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中，除了对地理景观的描述，诗人们还讲述了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比如，从巴音博罗、吉狄马加、伊丹才让等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命运的思考。在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同样有很多类似的书写。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民族宗教、文化、诗歌、典籍的文化研究和田野考察也同样兴盛起来，丰富的文化生态也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因此，20世纪末期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诗人们开始在“多元一体”的多族群环境中去审视自己的族裔身份。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于1920年至1930年间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是承上启下的作家群体，其人数比老一辈要多，主要有：华山、李纳、乌·白辛、穆青、胡可、李成徽、艾勒坎木·艾合坦木、丁耶、黎特夫拉·穆塔里甫、王丕震、牛汉、郭基南、蒙光朝、库尔班·阿里、黄永玉、敖德斯尔、郝斯力汗·库孜巴尤夫、黄凤龙、哈吉库马尔·沙布坦、莎红、益希卓玛、超克图纳仁、马融、任晓远、黄福林、特·达木林、铁木尔·达瓦买提、布赫、杨苏、侬易天、黄勇刹、巴·布林贝赫、李凖、路地、克里木·霍加、哈宽贵、孟和博彦、柯岩、马瑞麟、云照光、李根全、安柯钦夫、白练、汪承栋、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玛拉沁夫、扎拉嘎胡、龙志毅、杨亮才、朋斯克、巴岱等。这批作家亲身经历独裁统治的黑暗和日寇侵华的灾难，同时又在革命与战争中看到中国的未来。其中部分作家毅然投入了革命的熔炉，布赫、穆青、华山、乌·白辛、胡可、巴·布林贝赫等就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作家、诗人的。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最大的也不过刚到而立之年，他们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活跃的青年作家群体。
19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老舍、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迪、郝斯力汗、苏晓星、普飞、那家伦、伍略、孙健中、关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饶阶巴桑、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汪承栋、韦其麟、杨苏、苗延秀、包玉堂、吴琪拉达、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琶杰等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出佳作，如《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美丽的南方》《起点》《锻炼》《红路》《在幸福的道路上》《没有织完的统裙》《这一代人》《金子》《泉水之歌》《老虎崖》《给我一枝枪》《侗家人》《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刘三姐》《阿诗玛》《喜事》《哈森与加米拉》《订婚》等作品。这些佳作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变得更加多元化。大量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网站、民族文化网站开始涌现，或是急速更新。这样的新型媒介和传统的纸媒同样承载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表和刊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歌刊物和文化网站中，很多是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或主持的，他们的努力对促进少数民族诗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歌编选活动，除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全集之外，还有各种以单个民族或单一群体为主体的诗歌选集出现，比如阿索拉伊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四卷本、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等，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现场。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旧社会度过少年期，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成长。1931年至1940年间出生的作家、诗人主要有：赵大年、木斧、李惠文、苏晓星、滕树嵩、古笛、白崇义、金哲、瑙尼、周民震、乌玛尔阿孜·艾坦、胡昭、金成辉、伊丹才让、汪玉良、包玉堂、韦志彪、普飞、赵之洵、弋良俊、韩统良、韦其麟、晓雪、高深、饶阶巴桑、陆伟然、舒乙、伍略、韦纬组、戈阿干、刘荣敏、木丽春、吴琪拉达、苏长仙、张昆华、王云高、凌渡、石太瑞、柯尤慕·图尔迪、白先勇、祖尔东·萨毕尔、林元春、马知遥、夏侃、马犁、潘荣才、班觉、理由、那家伦、孙健忠、牛相奎、张长、乌拉孜汗·阿合买提、降边嘉措、冉庄、查干、沙叶新、李陀、朱春雨、敖长福、杨世光、朱玛拜·比拉勒等。1941年至1949年间出生的作家、诗人主要有：班觉、马瑞芳、韦一凡、益西单增、席慕蓉、黎国璞、凝溪、哈斯乌拉、潘琦、石定、何培嵩、麦买提明·吾守尔、伊德尔夫、尕藏才旦、霍达、蓝怀昌、梁奇才、韦启文、边玲玲、马大京、向本贵、李传锋、吴季康、张承志、叶广苓、南永前、郭雪波、阿尔泰、多杰才旦、黄夏斯榕、马自祥等。他们的崛起，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变得更加壮大。
中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样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例如，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格斯尔》《英雄格斯尔》《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梅葛》《阿细的先基》和《创世纪》等史诗先后面世。《嘎达梅林》《阿那尔汉的歌声》《阿诗玛》《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蜂花相会》《逃婚调》等长篇叙事诗引起人们广泛注意。1958年开始的“三选”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诗歌的发表机制变得多元了，诗歌的文本也形成了多样化的趋势。在这里要特别提及“工人诗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工业化的潮流席卷而来，少数民族人口外出谋生的增多，少数民族青年在工业环境中获得了最直接的体验，促进了少数民族工人诗歌的发展。这些诗人总体而言较为年轻，他们一方面描写在城市打拼的底层经验，一方面回望自己的故乡生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写作面貌。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作家更是蜂拥而出。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主要有：查舜、孙春平、檀林、董秀英、孙春林、于德才、吴秀春、韦国华、龙敏、克尤木·吐尔地、乌热尔图、意西泽仁、骆长木、阿蕾、端智嘉、叶梅、孙大川、陈村、蔡测海、金学泉、白雪林、景宜、杨盛龙、赵玫、艾克拜尔·米吉提、江浩、丹珠昂奔、巴根、岑献青、庞俭克、李甜芬、白山、黄佩华、冯艺、倮伍拉且、黄承基、鬼子、鲍尔吉·原野、阿来、马丁、扎西达娃、唐德亮等。1960年代出生的有：黄凤显、黄神彪、吉狄马加、基默热阔、列美平措、伍金多吉、张克扎都、千华、扎西班丹、黄堃、严凤华、关仁山、石舒清、冯良、栗原小荻、陆少平、庞天舒、阿库乌雾、央珍、巴莫曲布嫫、凡一平、巴音博罗、阿卓玛玮、唐樱、唯色、梅卓、班果、鲁若迪基等。这份“50后”、“60后”作家名单肯定很难列全，“70后”作家就更多了，他们慢慢迎来了创作的丰收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界的重要力量。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作家登上文坛。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他们和世界的距离拉近了。纷至沓来的信息使他们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资源，思想解放，视野开阔。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订了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详细计划。1959年，《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率先出版，结束了少数民族没有文学史的历史。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9个民族编写出文学史，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6个民族编写出了文学概况。由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文学“三选一史”编撰工作，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的划时代变革，也是人类文学史的一个创举。
总之，重返历史现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样的发展形态，是促进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少数民族母语诗歌的迅猛发展同样不容忽视，它们共同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的构建增添了独特的风景。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经过70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再也不存在作家文学的空白点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支生力军。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作家参与甚至引领某些文学潮流，有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整体意识增强。各级各种学会和协会、各类培训班、经常举办的研讨会和座谈会、各级各种评奖、组团进行国内外采访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把少数民族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频繁互动的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在保存自己民族特性和作家个性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出现一些共同的创作趋向。
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文革”严寒的考验，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少数民族文学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肩负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文革”期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与新时期的曙光一起复苏、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