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心呵，你可要追求天堂？

与偏离现实本质相伴生的，是表现现实过程中出现了因技术滞后造成的“艺术塌方”。按理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喧嚣和90年代的沉潜中走来的新世纪诗歌，拥有比较理想的艺术高起点。如何将日常现实转换、上升为诗性现实，这对很多诗人来说不在话下，根本不是问题。可惜大量以现实作为诗情、诗思资源的写作者，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识，没有接通更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怀，更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

新时代的诗歌创作就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精神。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是历史背景、社会风貌、生活百态、人生况味。诗歌创作不能只是自怨自艾的浅吟低唱，不能一味沉溺于文字游戏，更需要波澜壮阔的“大风歌”，拥抱光明与希望。我愿意相信，每一个时代都将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打上诚信的烙印，这个烙印就是这个时代为你颁发的“身份证”。

赵嘉音在文学之路上行走多年，在诗歌上尝试了各种创新力图追求诗歌新境界，最终创作出了“鸢尾”。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穆旦诗文集》书影

不少诗人将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作为情思资源，自觉打通小我与大我、一己情绪和公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时代的声音。比如说，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富于张力的描述，写出了农人劳作的艰辛。作品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出“非个人化”的声音，入笔虽小，旨趣却远，透过事物的表象闪烁着智慧和人性的色彩。

有些诗人把真情实感的流露视为诗歌的最高旨归，这无形中将诗歌降格为无难度写作。他们的作品手法单调、滞后，现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无法准确传达出繁复、微妙、生动的现实世界，也耐不住读者的咀嚼，滋味寡淡。如果说偏离现实本质的诗人没找准有价值的“现实”，而这些诗人面对好端端的现实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不到位、不恰切。他们操持着过于传统的技巧，这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面前，显得老套和无力。

赵嘉音的写作是构建一个人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样本，如果只把她的写作看做哲理小诗、禅诗，那是没有看到她纵深的生命体验与开放的现代诗的空间，只是她做了一个巨大的减法，减到了“极简”。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让诗歌从飘渺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赵嘉音的“鸢尾”背后是一个现代文人的“自我启蒙”，她的写作是现代性的表达，只是外在形式上与过去的俳句、哲理小诗有相同的地方。但精神实质变了，内部空间更是全新的。一个现代文人的精神生命与当下现实、时代镜像都在这小小的“鸢尾”中浓缩与呈现。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此前，《诗刊》已分别于2018年10月和2019年2月的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先后推出了“新时代诗歌讨论小辑”和“新时代诗歌讨论小辑”。刊登了张慧瑜、罗振亚、蒋登科、霍俊明、李云雷、唐小林、李壮、张德明、师力斌、邹建军、熊辉等十一位评论家的诗论。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赞美》是穆旦创作于1941年12月的一首抒情诗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诗人的情感一旦不与时代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面对一朵花的被侵袭，为什么我会同时涌起伤感和赞美？黑夜的侵袭是怎样的侵袭？为什么这一切要通过“主”来彰显？“主”的含义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容易，诗歌的表达方式无法用还原论来逐一证实，理性化、经验化、实证化的方式显然难以理解诗歌，因为诗不是别的，诗即隐喻，是忽明忽暗的显现。《忆》的主题在于其中的诗句：“我黑色的生命与主结合”，这个主题忽明忽暗地向我们显现的是生命的受难与拯救，正是通过这样的维度，“黑夜”意象的各个层面逐一展开。

新世纪诗歌格局中部分作品现实感浓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尝试改变诗歌文体弱于处理复杂事物的缺憾，大胆向叙事文学技巧“借火儿”。这些作品淡化凌空蹈虚的抒情倾向，努力重建与现实的关系，让诗歌更具包容性和真切感。然而，当前诗歌创作中观照现实的倾向并未构成大面积、强有力的覆盖，确切地说所占比重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是那些称得上“及物”的现实性写作也不到位，对现实的本质存在误读，艺术水准滞后。这些问题叠加，使当下的诗歌总体上步履凌乱，与理想的沉稳状态相去甚远。

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诗人们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活空间敞开，会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孕育大手笔的诗歌时代。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经过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洗礼，诗人们纷纷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诗意，这对内视角的诗歌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不少诗人却极力标举诗歌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将诗歌异化为承载私密情感体验的器皿，个人欲望暴露无遗，泪水与庸常进行着琐屑的叠合。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诗歌有时完全沦为无价值的下意识、潜意识缠绕，成为自娱自乐的个体灵魂表演，既远远放逐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造成诗性和诗意的流失。

并且赵嘉音首创——将古体诗词与现代诗直接结合从而形成了风格新颖的诗歌新形式。该形式将古体诗与现代诗镶嵌融合，上下内容紧密相连，打破了诗歌惯有的格式，扩展了诗歌的自由度和容量。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换思路并构造新的参照系，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新诗。把新诗当作既定的概念，或者在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范式之下对新诗进行界定，还远远不够，所谓“在两大传统阴影下”的提法即是典型的例证。迄今为止，对新诗理解的较为深刻的当属诗人张枣，他说：新诗“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代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正是微妙地维持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生态平衡，而不是通过任何激进或保守的文学行动，才证实了这个新系统的‘活’的开放性，也才产生了有着革新内涵的、具备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张枣的新诗理论，将古典、现代与当代汇通在一起，这与早期新诗所构想的新与旧截然对立的方案大为不同，文学史上著名的讨论新诗的篇章，比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等代表新诗的早期方案。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看，这些新诗的最初提倡者与实践者也并不真正知道新诗的含义，当代诗的写作和理论实践，真正完成了新诗最初的梦想。

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诗人们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活空间敞开，会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孕育大手笔的诗歌时代。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经过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洗礼，诗人们纷纷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诗意，这对内视角的诗歌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不少诗人却极力标举诗歌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将诗歌异化为承载私密情感体验的器皿，个人欲望暴露无遗，泪水与庸常进行着琐屑的叠合。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诗歌有时完全沦为无价值的下意识、潜意识缠绕，成为自娱自乐的个体灵魂表演，既远远放逐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造成诗性和诗意的流失。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第一次读到赵嘉音的“鸢尾”，可谓句句惊心，字字惊艳。只言片语之间人文精神、人性关怀与山水命脉层出不穷，汉语之美、之博大隐约穿行，带给人的启示与精神愉悦很难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清楚。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写于1937年的《野兽》一诗，穆旦第一次使用“黑夜”一词，此时穆旦只有19岁，他凭借诗人的敏感写道：“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穆旦此时对“黑夜”一词并未自觉，或者说他对历史与现实并无深切理解与洞察，只是在之前文学惯有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某种时间，并与光明对立，不具有特殊新颖的含义。《野兽》整首诗的情感基调阴郁痛苦，赋予了“黑夜”一词在后来的诗句中经常出现的受难意味。1940年的《漫漫长夜》，“我是一个老人。我默默地守着/这弥漫的一切，昏乱的黑夜。”“黑夜/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地血丝……”这里的“黑夜”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可与“黑暗”“痛苦”替换，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指称生命中的重创，其构造方式也比《野兽》复杂，使得“黑夜”的含义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重维度的，比如“黑夜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可以直译为：黑夜使我痛苦，或痛苦使我清醒，等等，这取决于黑夜与其他词的关联方式，即词语的构造方式。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诗歌这门艺术形式的推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

而私密化、小情小调的流行，势必搁置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诗人自我的情感一旦没有和时代、社会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容易出现精神贫血、诗魂孱弱的现象，无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力量。一些诗歌作品虽然有巧思和情趣，想象力奇特，但过于庸常，没有精神的提升，或者怪诞得毫无深意和美感，只能让读者失望而返。

我们应该欣赏赵嘉音的“鸢尾”，理解一个有强烈创作欲望、有原创发明才能、有独特写作经验、有生命纵深方向感的诗人、作家赵嘉音的诗歌新文体。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1947年写作的《时感四首》第四首，更为完整地呈现了对“黑暗”的认知与表达。这首诗是极其绝望的，有着深入骨髓的凉意，“黑暗”被看作是连绵不尽的，是“希望”的失落与破灭，同时也是“希望”的升起之地，在“黑暗”中，所有的意愿、欲望、希冀与热忱都化为耻辱与灰烬，所有的坚守与作为都无济于事，为虚空所注满，无所依靠也无所凭借，但在这挣扎中仍残留着希望的种子作为动力。“希望”“痛苦”“苦难”“虚空”“耻辱”“毁灭”这些词汇都是“黑暗”的组成部分，在四十年代的历史熔炉中构造着现实的诗意表达。

（作者：罗振亚，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充分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过度沉溺于个人狭窄的情感世界，沦为自娱自乐的无聊消遣与文字游戏，对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变迁要么置若罔闻，要么缺乏灵敏感知，已经丧失了诗歌的本体性功能，放逐了诗歌的价值引领角色。

其二，鸢尾的题目居于末尾作为诗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诗歌永存，其作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创新。也不同于那些“无题”，若是去掉鸢尾标题全诗将会黯然失色。实际上，鸢尾中的标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是全诗的主题升华——甚至有些比诗作本身内容更为重要——因此它绝不可改变位置必须居于末尾以此来彰显它的重要性同时完美地表达它所能承载的一切力量。

坐落于南开大学的诗人穆旦雕像

在新时代，诗歌如何突破因袭已久的惯性写作模式，如何与当下生活现场有效地沟通与互动，如何重新获取温暖人心、震撼心灵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涉及诗歌艺术生命与价值尊严的关键性问题。从今日起，本版开辟“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专栏，集中刊发一组笔谈文章，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力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

在21世纪新诗百年这个特殊时间节点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有个性的“个体血脉”——“鸢尾”。

日光闪耀的岸沿上；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话题常谈常新

诗歌是人类思维与现实存在结合的伟大产物之一。所谓“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诗歌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这种介入应该是立体的、深入的，它唤醒的是诗人不同经历、不同视角的发现与切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转换为诗人个体的精神承担。问题在于诗人们怎样才能与社会和时代有效沟通，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书写。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自有其宏阔抑或微妙的历史内涵，每一个中国诗人都应该激情拥抱这个时代，为伟大的民族树碑立传，奉献出高质量、高水准的生命之书，使之成为历史的精神见证。

诗人赵嘉音将自己的灵性与天赐的灵感赋予到了笔下每一个字句中——它们化身为独特的心灵符号，掀来袭面的诗意，足以彰显诗人挥洒自如的气度与深厚的知识储备以及充沛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

——《面包》

姓名：罗振亚 工作单位：

文 | 梁平（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诗人）

纵观中国现代诗发展历史，从五四时期的宗白华、冰心的“小诗体”，到上世纪80年代赵朴初确定的汉俳，再到后来顾城、海子的超现实主义俳句，而现在我们该谈鸢尾了。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对任何一个诗人核心词汇的阅读，在单纯的象征意义、历史含义或文化含义的层面进行解读阐释，都是过于简单而无法深入到诗人创作的幽暗意识。诗歌中的词语，要在词语构造自身的方式与过程中来阅读，要知晓词语的昏暗过度与多调互换，也就是在词语的差异、对比、关联与隔离中阅读。穆旦诗歌中的“黑夜”一词，其象征含义并不复杂，其重要意义在于其构造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构造方式，我们会发现，这些频繁使用的词汇被诗人赋予了独有含义，既构造了穆旦诗歌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指引了穆旦诗歌中试图获取但是没有完成的部分。因此可以说，作为核心意象的“黑夜”一词，承担着穆旦构造其诗歌拱顶石的作用，通过这个词汇既可以看到穆旦诗歌中已经完成的部分，也可以辨认出还未获得形式的部分，需要以此作为通道探究穆旦构造其诗歌的隐秘。

而21世纪虽然刚刚滑过19个年轮，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丰富与特殊程度令人咋舌。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诗人们的写作伦理水准普遍攀升，他们常常将自己和周边现实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写下的诗歌作品对现实与时代有所承担，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选择无异于自设“陷阱”。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诗人们努力远离过度纯粹和自我的束缚，谋求与广阔世界的联系。

这其实是“写什么”“怎么写”问题的老生常谈。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作立场和态度问题，一个是写作技术问题。尽管大家普遍认可这两个问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这么多年来，看重怎么写、看轻写什么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有目共睹。当前的不少诗歌作品，一味地玩技巧、玩概念、玩语言、玩猎奇，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看不见批评。这个现状由来已久。所谓“诗歌热”，更多是在诗歌圈子里热火朝天，各种分享，各种诗歌活动，各种冠以世界、全球、桂冠的评奖犹如万花筒似的在旋转，光怪陆离，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这个状况严重伤害了为中国诗歌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奉献的群体，也严重伤害了诗歌本身。

其一，鸢尾大多短小精悍篇幅不长，文字深刻有力，力量直击人心。

一、穆旦的坐标：评价的参照系

而一个时代如果产生了能够深刻介入现实、影响写作风气的诗人，产生了让人读后顿觉海阔天空、诗魂高迈又具有超越时间力量的经典作品，即便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那个时代的诗歌也称得上繁荣了。考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现它们和现实一直互为关联，时而异常密切，时而若即若离，总体上留下了一条从疏远到重建的运行轨迹。

作为个体的诗人如何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不仅仅是解决诗人“写什么”的写作态度问题，更是解决做人的问题。一个诗人只有真正把自己当成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而不是幻想出来的“著名”，就会自觉摈弃玩熟了的“花活”，真实体验现实社会的裂变、衍进，亲历这个过程，感悟这个过程，就会在创作上好好说人话，真实可信地把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时代立言，就是为人民立言。诗歌的现实书写需要找回的就是人民的立场。这不仅是新时代对诗人创作方向的定位，更是现实社会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和价值期待。

“它该象征光明和爱，即便有时描写黑暗。”——赵嘉音。

在这个意义上，王佐良的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一开始就极为精准地把握住了穆旦诗歌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以三个关键词标记的：“饥饿”“受难”“上帝”，这三个关键词包含在王佐良的两个判断当中：“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王佐良的判断有着相同历史经验中的感同身受与对穆旦创作的细微体察，与此同时也显示出其良好的诗歌鉴赏力，具有后来的历史局外人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因此，值得我们细致推敲。那么，把这些判断与穆旦的作品对照来读，我们会发现，这三个关键词都是以“痛苦”为感情基调，“痛苦”一词及其情感的变形几乎遍布于穆旦的大部分诗作，“饥饿”是身体的痛苦，“受难”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痛苦，“上帝”是精神的痛苦，这些痛苦并非是短暂的负重，而是生命的底色与永恒的主题，所以穆旦在诗中写道：这痛苦是“火热的熔岩的痛苦”，是“痛苦的至高”，同时也是“无尽的斗争”，是 “崇高的道路”，这斗争与道路是“在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之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来泥土，思想和荣耀，”，因为黑暗是时间的基本属性。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让诗歌从飘渺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新世纪诗歌格局中部分作品现实感浓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尝试改变诗歌文体弱于处理复杂事物的缺憾，大胆向叙事文学技巧“借火儿”。这些作品淡化凌空蹈虚的抒情倾向，努力重建与现实的关系，让诗歌更具包容性和真切感。然而，当前诗歌创作中观照现实的倾向并未构成大面积、强有力的覆盖，确切地说所占比重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是那些称得上“及物”的现实性写作也不到位，对现实的本质存在误读，艺术水准滞后。这些问题叠加，使当下的诗歌总体上步履凌乱，与理想的沉稳状态相去甚远。

她传承然后强化了中国人历史与传统中温润与知性的性格，她又抛弃了浅显，发扬了哲理与格言式的传统。而把“鸢尾”带入到中国现代诗的新文体形式革命，只是赵嘉音的方式是紧贴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并且以新诗现代性语言、逻辑、空间来构造“鸢尾”的力道。